一个惊人的话题

　　5月18日，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朱丽兰对记者说：“我们不少科技人员自己都还不能正确评价科技的价值。”科技人员自轻自贱?这实是一个惊人的话题。

　　朱丽兰举高科技产品“笔译通”为例说，就在前不久国家科委为这一产品开发成功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的专家还骄傲地说“我们只用了500万元人民币， 只用了国外开发同类产品的几十分之一的投资”。“笔译通”是国家863计划的商品化成果，凝聚着众多科技工作者的智慧和心血。而这些统统被习惯地排除在资 金投入之外了。

　　科技工作者与自己的成果之间，常常有一种无价的“情结”，就像母亲对自己的孩子，付出多少痛苦和艰辛都毫不计较。朱丽兰提醒广大科技成果的“母亲” 们，在骄傲和欢欣的同时，一定要建立起一种新的观念：把科技成果的价值与自己的创造性投入和可能产生的各种效益联系起来，给科技成果一个真实而公正的评 价，包括用金钱表示的定位。

　　物力+人力≠价值

　　在科学技术带给我们的各种恩惠和效益中，曾经被长期忽视的是市场效益。

　　至今，科技产品的“软件价值”在许多党政领导、企业领导和公众的心目中仍是没有多少位置的，有许多人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其实，科学之所以能够为人 类所共享，是因为它只是表现为原理而不具物质形态，它提供的是物化的可能。而技术作为指导生产的原则、工艺、方法，可以直接提供物化的现实，人类的生产发 展到今天，任何一种产品总是表现为一定的物质形态即硬件和形成这种形态的规则即软件，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软件的价值已经大大超过了硬件的价 值。

　　近年，国内有学者以产品的单位重量价格比来描述产品科技含量的价值。50年代，代表性产品是钢铁，每公斤不到1元;60~70年代，代表性产品是汽 车，每公斤价格为30元;80年代，代表性产品是微机，每公斤价格为1000多元;而今高新技术的代表性产品首推电脑软件。它是无法以重量来衡量其价值 的。

　　然而多年来，人们在评价科技产品时，已习惯了忽视“软件”的价值，甚至不承认“软件”有价值。在科研院所向企业转化成果时，企业往往仅以前者的设备、 人力等直接投入作为定价的依据，不算在成果研制过程中高级脑力劳动即“软件”的价值，使科技人员所能拿到的报酬每每比付出的体力劳动所值更少。

　　记者曾经同重庆医药工业研究所总工程师、留美归国的药物学家夏永鹏等青年科技工作者探讨过这样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能够为科技成果也争取到一个市场价吗?”

　　夏的回答是“能”。他甚至认为。这是当代青年科技工作者在新世纪到来前必须完成的一大历史使命。因为这关系到科技界、企业界和全社会在科技成果、科技人员劳动价值观念上的一个突破。

　　夏有过一次成功的实践。1993年，他主研的国家二类新药——氟康唑通过国家鉴定，紧接着以10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海南曼克星制药厂，这在当时是创纪录的科技成果转让价了。

　　“本来，我们以为能有100万元就不错了。因为我们在重庆市的制药厂家中多次推荐过这种新药，但没有一家的出价中包含我们的技术含量”。但是，在与曼 克星药厂谈判时，则是以市场前景为依据，借鉴国外衡量商品科技含量价值的方法，即从销售产值中扣除直接成本以后的部分均视作科技含量。

　　“这种观念在当时内地的国有企业中，几乎闻所未闻。”夏承认，这次谈判对当时的他也是一个很大的触动。

　　对于氟康唑这种新型抗生素来说，1000万元的转让费仍然不高，只是对其市场价的某种接近——氟康唑在曼克星药厂投产仅1年，税后利润便达到2000多万元。无数曾被“判处死刑”的患者因为有了这种药得以重获健康。

　　企业，治治你的近视眼

　　隶属于同一件产品、统一于一体的有形价值与无形价值，人们对它们的看法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尖锐的对立?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这是旧体制在人们观念中投下的阴影。因为在长期的计划体制下，科技的生产和产品的生产被人为分裂开来，科研院 所负责开发，国有企业负责生产，相互之间是一种分工不同、彼此配合的关系。在这种体制下，软件的价值得不到确认，知识产权的观念也就无由产生了。

　　这种状况还导致大量的企业缺乏主动吸收新技术的动力，更缺乏科技投入的积极性。记者从国家科委了解到，时至今天，我国每年取得的3万多项科技成果中， 能够实现产业化的不足20%。在有限范围内转化的也仅在60%上下。世界上著名大企业一般要用每年销售额的5~10%作为研究与开发费用，如从事高新技术 项目，这一比例会更大。而我国的企业用于技术开发的费用普遍只在1%上下，有些企业甚至完全没有。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企业和社会科技观念的滞后，近年来不少科研单位在推广科技成果受阻后出现了向后转的倾向，即由自己来进行科研成果的生产和投放市 场。但是，正如多数企业不具有科研能力一样，多数科研单位也不具有生产能力。这种状况又影响到科技转化为第一生产力的进程和范围。

　　国家科委成果推广司副司长唐兴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这种新的迷误的出现与片面强调让科研单位“下海”和某些科研人员急功近利的情绪有关。快速赚钱 诱惑着许多单位和个人，某些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大的项目常常被放到一边，短平快的项目更受欢迎，因而出现小打小闹的局面。

　　作为一个“下海”的 人员，清华紫光高科技公司有机化工部主任33岁的尹应武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经济建设依靠科技也好，科技发展面向经济也罢，都有赖于一大批具有市场 观念的科学家和具有科技观念的企业家的结合。双方都应有远大的目的，才能共同创造出一个科技与经济比翼齐飞的良好局面。

　　他说：“我国的国有企业太需要新技术的注入了，但国家的投入又很有限，不可能走大量引进的路子。”他的方针是，“立足于传统产业的改造，用尽可能少的投资，甚至无需什么投资使传统产业的技术档次上一个台阶。”

　　说白了，尹是要以他的知识为支点，来移动企业这只沉重的雪球。

　　他首先选择的是农药行业，因为这是对土地的拯救与回报。他在重庆农药厂埋头苦干1年，终于创造出生产氧化乐果的新工艺，使氧化乐果的采得率在原有基础 上提高15~20%。由于农药的高污染性，采得率的提高也意味着污染排放的下降。这真是一箭双雕的大好事。

　　目前，这项技术已在福建三明农药厂转让成功，产生了可观的效益。“如果全国多数农药厂都能采用这项新技术，每年新增经济效益将在2亿元以上。”尹应武对此很有信心。